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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可以成为秦始皇一样的雄主,却被大表弟偷袭后亡国,让人黑了3000多年

提到商纣王,大家就会想到《封神榜》里面那个被狐狸精魅惑的君王,酒池肉林、解剖孕妇、炮烙大臣什么的,十足一个恶棍的形象。

来源: 看鉴
发布时间:10天前 阅读量:7861 评论量:0 收藏量:0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看鉴》

提到商纣王,大家就会想到《封神榜》里面那个被狐狸精魅惑的君王,酒池肉林、解剖孕妇、炮烙大臣什么的,十足一个恶棍的形象。

但早在春秋时期,伟大的儒商子贡就知道,“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就是说纣王大哥也没传说中那么变态,,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就是说这厮干了破事,所以死后天下所有的破事都会栽到他头上。

看来,纣王充当了马桶的功能,反正他死了不能辩驳,所有的屎盆子可劲儿给他扣。

那真实的纣王是个什么人呢?

真实的商纣王——帝辛

《史记》称纣王:“为人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好酒淫乐,嬖於妇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这人能力非常强,空手就能揍扁猛兽,比斯巴达勇士都猛,而且他脑袋灵光,口才很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可不幸的是,没把这天赋用到正道,天天喝酒作乐,听信小人与妇人。

有人据此认为,纣王的暴政是因为铅中毒,因为米帝弗利尔美术馆曾经对几十件商代青铜酒器做过化验,平均铅含量达到百分之七点二,合金的铅易溶解于酒,达到百分之七,经常饮用就会慢性铅中毒,产生妄想和狂躁,纣王暴政是因为血铅浓度导致的。

这个说法太简单,历代商王都用这类青铜酒器,怎么不见其他先王狂躁妄想,天天使暴?难道一个延绵几百年不堕的王朝是由一群血铅浓度超标的酒疯子创造的?

实际上,纣王酒池肉林的玩法,本来就和商朝的宗教礼仪有关系,比如喝酒,其实是商朝祭祀的必需品,宴饮是交通祖先、融洽封建君臣关系的纽带,是商朝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肉林这玩意儿在甲骨文里面叫“奏”,其实就是把大块的肉挂在树上祭神,跟我们如今的人招魂差不多,这是人类文明处于蒙昧时期,普通人与其他世界沟通的方式。

再比如说纣王听信妇人,要知道商周时代的王后、女伯爵们也是充分参与治理的,周人的三母、王后们也是参政的,纣王重视这些女伯爵们的意见,这个本身没什么问题,也是后人附会出来的罪状。

看来,对商纣王的指控就剩下了“任用小人”,那么纣王是否就可以彻底洗白呢?

这需要先从中国上古时期的政治运作逻辑来探讨,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并不是后来秦皇汉武那种说一不二的角色,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多诸侯的限制。

跟满清还未入关以前,有议政王会议一样,皇太极当皇帝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四大贝勒共同主事。

假设纣王是皇太极,那么微子、箕子包括比干就是议政王会议的诸王,他们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很强大。

纣王并不能做到说一不二,但偏偏纣王是个能力很强的人,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隋炀帝,虽然人家干着干着把大隋朝干没了,你也不能否认人家的雄才大略。

这样的人有个大毛病——爱折腾!

纣王就是如此,他心中一直有个声音:“我就是我,最不一样的烟火。”

他不喜欢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所以把那些老贵族们晾了起来,专门重用一些没根没底的小臣。

这些小臣是些什么人呢?就是些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根没底的聪明人,其中不少可能还是犯罪分子,这些人一般是没有固定价值观的,为了利益可以践踏一切习惯和传统,破坏古老的商朝宪法,也有什么心理障碍,正好和纣王尿一壶。

这样的话,很多贵族就和商纣王离心离德了,他们选择了投奔周国,《周本纪》也提到殷人的太师、少师抱着乐器去投奔周朝。

乐器这玩意儿在现代属于娱乐范畴,但在当时属于宗庙礼乐的核心礼器,拥有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政治合法性,这些掌管合法性礼乐的高级贵族投奔周,也显示出纣王治理的合法性在不断崩塌。

要知道,满清到康熙时期,皇帝才能彻底集权,上层建筑的发展得一步一步来,纣王太心急了,他在历史舞台上,抢了原本属于秦始皇的剧本。

纣王是怎样把商朝玩砸的

商纣王成为千古一帝的作死事业,要想把商朝这个帮派给玩崩塌,那也得花些时间,可问题是对外战争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商朝最后两个王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内容来看,其中很大一个主题便是和东部夷方交战。先秦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本来并不大,且大多带有一定的礼仪性质。

但商朝同东夷之间的战争却持续了几代人之久,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

商王室及其所统辖的各个诸侯国深陷战争泥潭,消耗大量资源,这种情况自然很难维持。

《逸周书·商誓》里面就描述商王的四境封臣被逐渐掏空的景象,所谓“其有缀艿”,像“夜雨剪新韭”一般被一茬一茬收割。

商纣王想干秦始皇的事情,这是当时社会所难以承受的。所谓“早韭绿且纤”,我们也并不陌生,韭菜还只是新苗,不等长得粗壮,就被收割了。

而反观悄悄崛起的周室,孟子描述道“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宋儒孙奭解释说,“纣时税重”,而文王虽偏居边陲任西伯而能行王政,复行税九一的古法(挣九块钱交一块钱),自然有助于对社会经济的维持和国家元气的复苏。

在等差君主制的天下秩序下,诸侯、卿大夫自然需履行对商王的义务是根据旧有礼制为王室提供服务,而这些服务本有一定的预期,这样才能维持与封君间的有效的互信与合作。

但从甲骨卜辞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当时各方诸侯所承担的役务是相当繁重的,以至于需要通过占卜向神灵反复贞问服役的期限,表现出对前路的未知与迷茫。

在当时殷商的执政范围内,从大人到小民,怨声皆如虫鸣、如汤沸。治理秩序的行将崩溃,极大地动摇了帝辛这位天下共主的执政合法性。

恰好周武王以商纣王表兄弟的身份喊话那些贵族们,我当老大后,大表哥的规则全部废除,大家一切照旧。

所以,在外有东夷袭扰,内部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商朝终于崩盘了。

纣王为何成了昏君代表

对于商纣王来说,不管我们称呼其为帝辛还是纣王,其在朝政治理上的失败,自然是要远远多过其道德与人性上的邪恶。

但能力上的过与不及,总会不受控制地演变成道德上的指控。这就要求为政者克制私欲与私智,遵循法统,率由旧章。

加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不了解历史真相,为了向世人宣扬“恶有恶报”,便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的罪状,例如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

汉代以后的统治者继续把纣王作为反面形象宣传,后来《封神榜》的大范围传播,纣王终于成了一个人人可以唾弃的“马桶”。

所以,纣王的“荒淫残暴”是自己作死的原因,也是千年积毁的结果。

相反,宋仁宗并不雄才大略,只是垂拱而治,沉默寡言,做好一个道德表率,所以成了千古仁君。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要不断汲取各种聪明人作大死的教训。像宋仁宗那样,刚毅木讷,笨一点,遵循古老的习惯和经验才是最安全靠谱的,能作大死的一般属于聪明人士。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往往死得莫名其妙。借用哈耶克的话说,这就叫“致命的自负”。

注:本文观点参考自李竞恒先生的一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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