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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崇尚儒学,为什么汉朝没有变得强盛,反而走向衰落

汉元帝在历史上给人留下儒君皇帝的形象,但汉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国家积弊已久,暮气沉重,多重因素组合,才使得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来源: 历史D学堂
发布时间:1月前 阅读量:20401 评论量:0 收藏量:0

转自 历史D学堂 ID:lishi1600  ,作者: 张觉,本文已取得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历史D学堂”

汉元帝在历史上给人留下儒君皇帝的形象,主要由于他与父亲汉宣帝的一段对话:

历史记载,宣帝晚年,尚为太子的刘奭抓住一次陪侍父亲的机会,假作随意地说:“皇上用刑太重,应该多用儒生才是。”

宣帝听到这话,脸色一变,怒形于色道:“你懂什么?我们汉家的制度,本来是杂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时势。而不是纯粹学习周朝,专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时务,喜欢是古非今,使人迷乱于繁杂的义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坚守什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委于重任?”

宣帝认为,刘奭软弱犹豫的性格,以及对儒术的过度嗜好,都不是胜任皇帝之位的良好品质。他曾一度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但因为不忍辜负故剑情深的许皇后,最终没有做出换储的决定。

汉元帝(刘奭)继位登基,实现了自己“多用儒生”的愿望,前后统治了16年。但汉朝没有因此变得强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们不禁疑问,果真所谓的“杂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国良策吗?推行“纯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汉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吗?

其实不然。深入分析,发现汉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国家积弊已久,暮气沉重,多重因素组合,才使得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汉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干的儒臣。

宣帝给他指定三名辅政大臣,分别是萧望之、周堪和史高。前两者是硕学望儒,后者是血缘外戚。其中萧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赏识。原来在宣帝末年,萧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气颇高,轻视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气之下,将他贬去给太子教书。他的另一层用意,是让萧望之培养与太子的感情,日后辅佐新皇。

元帝继位,萧望之果然成为首辅大臣。以他为中心,再加上周堪、金敞、刘向、张猛等,组成一个紧密的儒臣政治联盟,锐意进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冲击到宫廷内两个宦官弘恭和石显的利益,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拉拢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间时的亲戚,本来就没有什么学识文化。宣帝为了酬恩,确保史、许两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别指定他辅佐元帝。萧望之连丙吉这样的老官僚都轻视,更加看不起土气的史高。平时议政,将他当成泥雕木塑式的,没给插嘴的机会。史高不满已久,与弘恭、石显一拍即合。

于是,儒臣联盟与外戚、宦官联盟,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汉元帝这位倾心儒学的皇帝,终究抵挡不住与史高的亲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谮毁,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几个回合下来,儒臣联盟一败涂地。萧望之、张猛被逼自杀,周堪惊忧而死,刘向被废黜禁锢。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名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就搞死两个。剩下一个史高既没文化,也没能力,形同摆设。他的后半生,就由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摆弄了。

其实,无论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质上都属于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没有拥有才干的人来设计执行,最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失败。很明显,汉元帝失去最优秀的一批儒学人才。之后他虽然尚儒、崇儒,但质量乃至本质已不可同日而语。

胜利者们深谙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吗?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生,推荐给他。年近八十的贡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显的保荐后,终于飞黄腾达,跃升相位。然而他受恩于宦官,不得不对他们唯唯诺诺,马首是瞻。受史高举荐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们有了进阶官场的稳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势利的官迷,他们眼中只有功名权位,没有理想情怀。与贡禹、匡衡具有相同经历,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韦玄成、薛广德等。他们身居高位,却一心只为稻粱谋,抱着持禄保位的心理,得过且过。类似萧望之式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们想都不会想。

汉元帝得到这些背后被操控的“名儒”,大喜过望,在他们配合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政策:

第一节财省用,终止宫馆台阁修缮,减少珍禽异兽的豢养,裁减宫廷宿卫。

第二劝农安民,还田于民,鼓励生产;多次赈灾,减征赋税;不再设建陵邑扰民。

第三杜绝与民争利,废除盐铁官营。

第四推行道德教化,简化刑罚。

第五强化儒学,多次要求地方荐举通经异才,免除他们的赋役,废除对博士弟子名额的限制。

第六进行礼制改革,废除郡国庙,确立京师庙。

第七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保守策略,主动放弃海南岛,打压在西域擅自进行军事行动的甘延寿和陈汤。

这些措施,成效甚少。原因一,一些鸡零狗碎的规定,没有令国家和人民切实受益。原因二,一些理想化的错误政策,没过多久就被矫改。原因三,汉政府体制腐败,政令不达,某些政策只是虚张声势。

为了让元帝加深对他们的依赖,贡禹、匡衡等人还将元帝导向了繁缛、琐屑、教条的儒学复古主义道路上。西汉中后期,《周官》、《礼记》等大批儒教典籍面世,使得儒教政治化有了明晰的参考典范。然而当时对儒学的信仰,已经达到迷恋乃至迷信的地步。元帝想依葫芦画瓢,将书本的内容复制到现实中,实现太平盛世。在一批迂儒的推波助澜下,儒学复古主义浪潮趁势兴起,一直延续到西汉灭亡。

班固曾经批评元帝“牵制文义”,只了解儒学的皮毛和表面,未了解精义。他的一系列措施,也只能满足自己爱儒、好儒的个人心理,对国家和社会未产生正面影响。在某些方面,元帝很像一个玩心甚重的孩子。儒学,只是他迷恋的一件玩具而已。

在更宏观层面,皇室宗族和官僚机构的臃肿,民间土地兼并的加重,外戚宦官变本加厉地干政,进一步侵蚀王朝肌体。原来萧望之的改革,即是对它们对症下药。随着他的失败,挽救成为了不可能。这些隐患潜疾,附体在徒有其表的儒学复古主义浪潮上,将延续了近两百年的王朝裹挟向了衰败之路。

总而言之,不能简单认为汉元帝崇尚儒学,才导致西汉由盛转衰。历史上有以儒术治国强盛的例子,也有以儒术治国衰弱的例子;有以霸道治国强盛的例子,也有以霸道治国灭亡的例子。所谓的王霸之争,也从不是泾渭分明、相别霄壤。否则,何以解释鄙夷德政的汉宣帝,给继承人安排了两个硕学望儒作为辅政大臣?

在人治时代,等而下之的制度和法则,并不是国家必然强盛或衰落的原因。很多时候,偶然性因素发挥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假如元帝没有逼死萧望之和周堪,假如他没有宠用奸佞的宦官,假如他对儒学不是“牵制文义”、纸上谈兵……西汉王朝可能是另一个走向。

参考资料:

【《造物艺术批评视域下的先秦“奇技淫巧”说》 吴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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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蒙_C9GF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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