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可以让一个人成熟，也能让一个人老去。1994年到2004年是中国纪录片人新老交替的十年，也是中国纪录片栏目艰难跋涉的十年，更是中国纪录片茁壮成长的十年。在此之前的10年，中国纪录片历经喧哗与骚动，先于新闻觉醒，承担反思与鼓噪重任，一度独领风骚。虽然伊卡洛斯的翅膀最终被太阳融化，但漂在大海里的羽毛成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纪录片人永恒的化石。
1994：蛰伏的力量
从对“纪录片”这个概念有了自觉意识，到此后陆续收获的一批优秀作品，中国纪录片在1994年掀起第一次高潮，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是它生长的温床。这是让任何痴迷纪录影像的人动情怀念的一年。
那个时候，一大群人在为纪录片三个字亢奋：张元和段锦川拍了《广场》；李红端出《回到凤凰桥》；陈晓卿去广西拍《龙脊》；王海兵在拍《回家》；蒋樾在制作《彼岸》；胡杰在“体验”《圆明园的画家生活》；已经声明在外的时间、孙曾田等在为纪录片四处张罗；而刚开播一年的《纪录片编辑室》和《生活空间》风头正劲，创下36％的收视奇迹，比电视剧都火。
他们差不多都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于七八十年代，需要为激情找个出口，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纪录片。其中国外纪录片的刺激和引导至关重要，吴文光就是去了山形后开始成长起来的。他早年拍《流浪北京》时还不知纪录片为何物，1994年，纪录片已经深入人心。94年之后，这批纪录片人继续埋头苦干，中国纪录片保持升温势头，两年后陆续收获了《八廓南街16号》、《神鹿啊，神鹿》、《舟舟的世界》、《阴阳》、《三节草》、《钉子户》、《空山》等优秀作品，这是他们在冬眠蛰伏后的自然爆发。
纪录的力量来自对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当社会的发展速度不以年计，而以月计时，纪录片便有了生长温床。对现实社会的敏感，捉取与表现的真切，让这些作品一出现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此外，这次纪录浪潮与电视媒介的同步发展密不可分，一批电视纪录片栏目的推出为纪录片搭建了平台，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当年的电视节目并不丰富，当年的电视纪录片，有如山村老太的第一段影像记录。可让观众投出第一瞥注意的目光很容易，要永远抓住他们，则是摆在纪录片人面前的一个新难题。
有着的关系，电视媒介为纪录片提供了，纪录片的“灶火”能如此旺盛，除了优秀作品在“添煤加炭”之外，跟也不无关系。当人们发现在电视上还能看到身边的人和真实的故事时，他们对纪录片产生浓厚兴趣也就不难理解了。想想即便是在电视节目极度丰富的现在，一个山村老太突然在荧屏上看到自己的一段录像，肯定觉得比电视剧更有吸引力。
1999：纷乱的“江湖格局”
1999年是中国纪录片10年中最丰收的一年。DV的横空出世催生了一批新纪录人，他们的作品更富生活质感。这一年能让人记住的纪录作品可列出长长一串：《疯狂英语》、《英与白》、《老头》、《江湖》、《北京弹匠》、《北京的风很大》、《食指》……除梁碧波、吴文光、张以庆等我们之前熟悉的名字，这一年还涌现出几乎数不清的新名字：杨荔钠、朱传明、蒋志、睢安奇、唐丹鸿、胡择……“江湖格局”一夜变化，纪录片创作群体重新“洗牌”。
如果说94年的繁盛更多源于社会变革，那么99年的高峰则更多源自技术变革——DV的介入。DV出现在1996年，经过两三年的拍摄周期，一批人在99年集中亮相就不足为奇了。低廉的成本、方便的操作，使他们几乎不需投资、不需训练，就可以操刀上马。而作品的生活质感源于小机器在抓拍与交流时的优势。即便技术略显粗糙，这批作品呈现出与以往纪录片不一样的艺术品格，很快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新格局给老纪录片人带来压力，给新人带来希望，收获的则是观众。
关于99年的中国纪录片，张丽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不得不提。该片全力迎合观众，极尽煽情能事：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是“肥皂剧”，“故事性”于是成为纪录片界的热门话题。1999年，北京电视台创办《纪录》栏目，把讲故事作为核心策略。第二年《东方时空》催生《纪事》，接着同在央视一套的《纪录片》栏目也呱呱坠地。而讲故事是这些栏目共同的突破口。但在1999年，纪录片栏目已经大不如前。
2004：游荡的“拾荒者”
2004年的中国纪录片人面临着与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同样的“历史性尴尬”，中国纪录片格局已经模糊不清。没有人能振臂一呼带帮人杀出一条路，也不再有人愿意被一阵风牵着鼻子走，10年前所谓的“纪录片运动”，早已分崩离析，世纪初成立的“DV纪录小组”更没成什么气候。许多导演随着机遇和兴趣在纪录片和故事片中来回穿梭，施润玖2003年拍了《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曾经拍过纪录片的张元、宁瀛、贾樟柯最近又重返纪录片创作。几年前为大家熟知的纪录片导演，仍有人挺立一线，但像张以庆这样用新作《幼儿园》让我们知道其艺术生命还在上升的导演已经不多。一部分人几乎不扛机器、不进机房了，但名字总出现于片尾字幕；如宠物猫一样满身是贵族的雍容，但已体验不到抓老鼠的乐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DV催生出一批“草根英雄”，他们的力量来自信仰和自身的深入生活，以《铁西区》扬名的王兵就是一例。还有一批人被组成“集团军”，不是要搞什么电影运动，倡导什么艺术观念，而是组装成巨型制片机器，源源不断地为电视台生产商业电视节目。这种作业方式符合商业运营规律，也为纪录片发展打开一道缺口。但纪录片的未来无疑不能寄托在这一通道上。
纪录片栏目也严重分化，几家欢乐几家愁。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苦撑两年分文无收，不得不宣告解体；而同在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却风头正盛。长寿的《纪录片编辑室》早已风光不在；《纪录片》改名《见证》后，在2004年9月被调到子夜一点播出，已经收到收视警告；北京台的《纪录》还在挣扎中瞻望；《东方时空》周末特别栏目《纪事》算是最挺的，但也是不断调整才得以维持平衡。
电视总在纪实和娱乐之间寻求平衡，于是有“娱乐化纪实节目”的概念，纪录片的出路也是末路。当《探索·发现》和《东方全纪录》博得一片喝彩时，其中很多节目已不再被纪录片这个框框所束缚。可喜的是这一年我们看到纪录片又回到了电影院，《德拉姆》和《布达拉宫》虽然票房有限，但它们不是《功夫》，不是《天下无贼》，纪录片的影响可以润物于无声之处。
希望有待来年
关于纪录片的话题也在分化，各大研讨会上众说纷纭的话题中，“栏目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声音已经占据上风。什么是纪录片？纪录片该怎么做？谁也无法为未来规定一条道路，我们不妨把一切问题的答案还给创作本身。
从2004年的中国纪录片界，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纪录片人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和决心。当今世界纪录片格局也日趋多元化，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日本NHK、法国电视5台的纪录片长盛不衰，独立制片和基金会扶持的纪录片计划也比较流行，灵活的制片方式共同保证了纪录片的繁荣。尽管在资金投入和运作经验方面，我们和很多国家存在差距，但华语纪录片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市场前景也被看好。
2004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队伍和观念的分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分化可能就是繁荣的征兆，希望在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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