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聋人2000万，这么庞大一个群体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情形？通常我们看不到，但苏青——一个“漂”在北京的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却独具眼光地把镜头对准了他们，由此，便有了他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白塔》。苏青说，我从事的并非一项社会性的公益事业，我只想把个人的关注带给大家，来共享。
想过一种艺术的生活
和所有精力旺盛而目标模糊的青年一样，苏青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不安分中度过的。那时的苏青还是包头一个铁路机修工，每日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很快便令他厌倦，“一想到自己漫长的一生将和这些满是机油的铁器打交道，我就窒息，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他说，“我总得做点别的什么”。于是他玩起了音乐，拉小提琴，考音乐学院。在那个北方城市里，他是最早“碴琴”的一批，就这样他把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发泄在了“为音乐而狂”的日子里。那是属于他的狂歌的岁月。
玩过了音乐，苏青又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学绘画。和学音乐一样，他同样投入了十分的热情。为了学画，他几次去了北京。他说，他觉得内心有一团火焰，必须把它燃烧出来，他渴望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为了心中的这团火焰，苏青四处奔波流浪。当同时期的别人可能都忙于工作，生活，结婚，生子的时候，他还在寻找梦想，那是一种探索，可贵的探索，因为这探索本身就带着十分的实验性质。他说：“我那时只是想过一种艺术的生活。”
在主流与自我间徘徊
1992年，苏青来到重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你很难坚持，很难不被改变，因为社会的变化影响了你内心的变化，“于是我放弃了浮燥动荡的北京，来到重庆。”
凭借绘画的技能，苏青到了重庆一家广告公司画招贴，是手绘那种。热爱绘画的他觉得思想和现实有了亲切的联系。但后来不久，电脑设计开始大量应用。对绘画有着理想情怀的他无法认同电脑的合成，这种现代化的手段让他再一次感到迷茫，于是他放弃了广告公司的工作，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1996年底，有着音乐天分的他很快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他们自已的乐队“盒子乐队”。他是最早活跃在重庆的地下音乐人之一。每天夜里，他和他的乐队成员穿梭于酒吧间，他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也不太去想、去思考，一味地活在当下，生活放纵而混乱，只是觉得快乐和自由，这种感觉足以抵抗物质缺乏带来的烦忧。他说，那段时间在重庆的生活很快乐，很单纯，和市井的生活很近，很亲切，都是一些跟人的本质很接近的生活。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98年。由于种种原因，乐队面临解散的境况。苏青被迫放弃了与理想接近的生活，又一次进入正常人的主流生活。他又一次来到广告公司，和上一次不同的是，他没再画画，而是选择了做策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择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方向。
不满足于被动的表达
苏青供职的广告公司是专门为客户拍广告片的。当时任广告策划的他由此接触了影像和摄影，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影像和自己的关系。他说，显然，影像能够表达更多的东西，它更强烈，更直观，更易于传播，它包含了更多的元素。就这样，他又学会了影像拍摄并且爱上了这种表达方式。
这次他在广告公司一呆就是几年。在这几年里，他积累了丰富的拍摄经验和技巧，但很快，他就发现这项工作的局限性。他说，当你为客户做片子的时候，你无法真实表达自己，你只是在为别人而做。苏青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满足于这种被动的表达，“我需要自由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这在工作中却无法得到满足。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思考这个问题。”
为了追求 为了爱情
米娜，土生土长的重庆女孩，年轻漂亮而充满活力。北京服装学院念书，毕业后留在北京。2000年，因为工作原因，在重庆，她认识了苏青，从此两人开始了爱情和事业的紧密结合。
提到米娜，苏青的言语中流露出自然的幸福。他说，我们是因为拍一个广告片认识，在工作接触中，发现彼此思路一致，合作很愉快，由此保持联系，发展成感情，我们都是比较单纯自然的人，两人在一起，思想上比较接近。
认识米娜以后，苏青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而此时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需要寻找一种更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目前的重庆无法给予的。他意识到要拍自己的片子，需要有一个大的环境，需要有一片更丰富的土壤来实现自已的艺术表达，而北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就意味着他将放弃在重庆积累多年的资源。为了心中更高的追求，也为了能和米娜长期呆在一起，他又一次作出了重大的选择，再上北京。
用纪录片表达自我
2001年初，刚到北京的苏青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生存。为了生存他选择了在电视台做广告，也曾在中央三台的《岁月如歌》栏目做过节目。这段时间，他为身体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需要而做事。他说，“我很清醒，挣钱不是目的，我最终要做自已想做的事情，这只是一种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2001、2002年，苏青用了两年时间积累了第一笔资金。2002年五一节前夕，几年来沉淀下来的用影像表达自我的想法困绕着他，令他既兴奋又惆怅。他跟米娜说，咱们五一节别休假了，去拍纪录片吧，我们要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时，他开始真正成为一名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我为什么要选择自己独立做片子？那只是一种表达，我用DV机拍那些普通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话语权，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人们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用自已的眼睛看世界，用纪录片来表达自我。这种想法由来已久，现在我终于可以做了，”他说。
两个快乐的小老鼠
《白塔》讲述的是聋人景明和王瑞的爱情故事。苏青想通过这个片子，让人们去关注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存方式。通过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来反映我们生存之外的世界。在这部片子里，他没有用先锋的手法，也没有用实验的观点，只是运用普通的影像，将镜头对准一个残疾人的世界。
为了拍这部片子，他和米娜用去了所有的几万元积蓄，到了片子的制作后期，为了省钱，一个在秦皇岛的朋友对他说：专业设备任你使，还不要钱。“天下竟有这等好人好事让我赶上，赶紧就去了”。就这样，在2003年炎热的8月，他和米娜在秦皇岛剪片子剪得不亦乐乎，每天干到早上迎着朝阳回住处。路上一人来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啃个饼子，还经常“整一瓶儿晨啤”，然后回到20元一天租来的某娱乐城楼后的小黑屋睡觉。下午他们在睡梦时隔墙便歌舞升平，狂吼“便衣警察”。深夜，美丽的秦皇岛吹着皮皮虾味儿的海风，寂静，略微荒凉。他们趁着夜色潜入朋友所在单位的机房，搬弄着电脑里那些声音和画面的数字块，像两个快乐的小老鼠。还常常为了一个镜头、一个特效争论不休。就这样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苏青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聋哑人能不能跟正常人很好地相处，跟正常人结婚之类的，能否幸福。后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拍摄了《白塔》这个故事。我关注聋哑人，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代表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与社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很多让我思考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思想其实是正常的，但表达方式不一样，这种不一样造成了一种对抗，而这种对抗更能表达人与社会的关系。
终于找到自己方向
毫无疑问，《白塔》在国际上的获奖标志着苏青的成功。他说，获奖以后，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以后还会拍这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片子。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已适合做什么，该做什么，并且我也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方向。
纪录片《白塔》简介
李景明，男，34岁，少时药物过敏导致听障，毕业于长春大学聋人特教学院，毕业后曾在照相馆任摄影师，后自营工艺美术部，经营美术设计、电脑刻绘等业务。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他的小门市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耳聋造成的沟通障碍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又导致他两次与正常人的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事业的苦恼和两次婚姻的不幸遭遇使李景明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面对今后的生活和事业，面对再次选择人生伴侣，李景明无声的讲述着他的故事……
王瑞，女，31岁，药物过敏导致听障，高中文化，父母离异，靠爱喝酒、爱打牌的母亲拉扯大，曾被公安人员包二奶达十年之久。2002年年初，结束了二奶生涯的王瑞开始以自由身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先是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台湾聋人林先生，并准备与之结婚。后在朋友家中偶遇刚结束第二次婚姻的李景明，两人相见恨晚，身边的朋友们也开始撮合她们。但王瑞的妈妈及亲友团却极力反对此事，认为李景明经济方面无法保证女儿今后生活的幸福。一时间形成了在爱情与金钱的抉择上两方对垒的局面，也使得王瑞在亲情和爱情的选择上陷入两难的境地……王瑞在妈妈的大包大揽下终于嫁给了台湾人林先生。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本想嫁到台湾过幸福生活的王瑞却被林先生告知：他要解除婚约……
《白塔》放映及参展纪录
2004年6月 参加“现象第二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海顶层画廊放映
2004年7月 参加第15届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最佳处女作奖”和“最受欢迎影片奖”。
2004年9月 参加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
2004年10月 参加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2005年 3月 参加中国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
2005年4月 参加以色列docaviv纪录片电影节
2005年 10月 参加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2005年11月 参加丹麦哥本哈根纪录片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