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常跟我们讲起他去看拍电影的事情。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单位上会多，好在经过长久的压抑，如今百废待兴，人们脸上也开始复苏了笑容。父亲从学校回家再晚，全家人也要围聚在一起聊天吃饭，偶尔遇上停电，也不点蜡，借着炉火的亮光，在大面积的黑暗中感受温暖的气氛。这样的时刻，父亲总不厌其烦地描述拍电影的细节。那时他还是汾阳中学的一名学生，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城外的峪道河村拍电影，便与同学跋山涉水前往观看。他们站在摄制组外围，看一群人把三角架挪来挪去，选择合适的位置，有一群山民打扮的人在摄影机面前开山造渠，望着眼前的景象，起初有的同学以为找错了地方，是地质队在搞测量，很快他们发现这些开山造渠的人都听一个人的指挥，总在重复同一个动作，父亲明白那人就是导演，拍电影的事实确定无疑。于是这群少年欢呼雀跃，然后静默地站在山谷间看拍电影。直到夕阳西下，这群拍电影的人收拾器材准备收工，我父亲他们才不得不惆怅地离去。但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父亲的脸上有炉火的闪动，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我一直觉得我的故乡山西汾阳有着独特的光线，或许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浓重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射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这里四季分明，非常适合拍电影。父亲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烽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山西一群有志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的故事。因为汾阳是“山药蛋”派作家马烽的半个故乡，也是解放后他下乡体验生活的定点县，所以导演选景在这里拍摄。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忙碌拍摄的工作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我父亲一遍一遍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97年，当我在汾阳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小武》的时候，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这段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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