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员着舱外航天服在水槽进行模拟失重训练和出舱活动训练 资料图片

    掌握了关键的出舱技术是一个重大突破，但后面的路还很长

    本以为这位总设计师会忙得焦头烂额，紧张得化不开。　

    离“神七”首选发射时间不到半个月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约见的周建平，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解释很简单，“工作做到位了，就不会担心。”

    “我有充分的信心，它会出色地完成任务。”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如是说。淡淡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深深的自信。

    51岁的他，完整参与中国载人航天事业16年，直至今日位居“掌门”之列。或许，干惯了“天大的事”，就是这个逻辑。

    直击演练

    看起来气定神闲，做起来却容不得有一点掉以轻心。

    9月12日下午两点半，北京市北五环外，北京航天城里的飞控大厅内，几十名技术员专心守在电脑旁，很多人肯定不知道还有两名“外人”进来了。本刊记者也两眼一摸瞎，只见显示屏和前方大屏幕上的图表、数据不时抖动一下，莫测高深。偶尔还会听到一声，“曙光曙光，这是北京”等。

    在首长指挥区坐镇的周建平抽空为本刊记者解释，这是在进行“神七”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飞控决策演练。为保证实施时万无一失，必须提前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正常、应急、故障模式，都得有因应之策。发射只有一次，演练就得日复一日。

    这一天演练了两个模式，推迟一天出舱演练和推迟一圈出舱演练，“在微重力状态下，航天员能否很快适应，如果不够快，就得推迟。”

    “航天事业，人命关天。”周建平说，发射后出现的情况，有的可能十分紧迫，需要当机立断，有的可能时间允许，就可以慎重研究一下再决定。不管什么情况，一切以安全为上，尤其是航天员的安全，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力争事先想到、做到。

    还真当成真的一样。三点多钟的时候，出现了假设的宇航员“不适应”情况，但时间允许，三位首长——担任工程副总指挥的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张建启、总设计师周建平、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文宝召集骨干，到一个会议室研究讨论，半小时后，带着决策回来了。

    四点半许，演练任务调度员字正腔圆地宣告，“本次演练正常结束”，我们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释疑答惑

    此次演练事关出舱任务，正是“神七”的一大看点。不过，外人看的是“太空行走”的热闹，内行看的是出舱活动的门道。“太空行走只是手段，目的是要出舱活动，进行相关科学和技术试验。”周建平说，再发达的自动化技术，也代替不了人的灵活性，而出舱活动能力是发挥人的作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周建平介绍，为了能出舱，“神七”任务较之“神六”有了两大关键改变，一是轨道舱的改变，一是舱外航天服的设计。

    “神七”飞船轨道舱设计增加了一个功能，即气闸舱功能，通过调节压力与舱内外压力平衡，作为航天员出舱的过渡环节，原理类似于潜水员进出潜艇或船过水闸。

    实施出舱任务的航天员，一个在舱外活动，一个在轨道舱内予以支持；还有一个航天员留在返回舱内值守。“神五”、“神六”分别只有一人和两人，而“神七”有三个人，人多了，资源有限，于是又取消了轨道舱的留轨功能，也就是飞船完成任务后，轨道舱不再像“神六”那样在轨留守作业，在与返回舱分离后直接放弃。

    飞船更先进了，长二F运载火箭也有36项技术改进，但更新的“看点”是舱外航天服。

    “在我看来，整个载人航天工程中，飞船和火箭的复杂度仍是最高的，但火箭飞过一百多次，飞船也有6次经验，舱外航天服却是第一次，全新的东西。”周建平说。

    120公斤的舱外航天服，就是航天员出舱的护身符。气密、抵御高温低温、防微流星、抗强辐射、遥测通信保障……诸多超强性能，不在话下。

    重要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仅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当然，关键技术攻关在十多年前就已开始了。

    为了“双保险”，我国还向俄罗斯定购了成熟的舱外航天服，“载人航天的国际合作确实是一种趋势，”周建平说，但在研制过程中，无论领导还是技术人员，都强烈感到要让我们的航天员穿自己的衣服到太空去。

    “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决心也越来越大。”决心之大，不惜把“神七”的发射时间从原拟的去年调整到了今年。“自主研制出安全可靠的出舱服，四年时间已经算很短了。”

    这是值得的。“我与国际同行见面，包括一些载人航天的参与国同行，都认可并羡慕我们能独立从事这一事业。”周建平说。淡淡的语气，深深的自豪。

    此前有传言夸张而挑剔称，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造价高昂，甚至言之凿凿“精确”到每套1.6亿元。周建平等当事人闻之大惊，“不过是这个数的几分之一，怎么会传出这个数呢？”

    在本刊记者的提示之下，9月16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正式对外公布了核算后的舱外航天服造价，即3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来日方长

    谈起“神七”，周建平回想到38年前航天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是在家乡湘西的山区。

    他那时正上小学六年级，听中央电台广播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卫星上了天，“那个年代，尤其在湘西，空气很干净，傍晚乘凉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红’。”

    2005年10月17日的凌晨，当“神六”返回时，他在处于郊外的北京航天城里也用肉眼看到了那一幕。其时他已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位居这项国际尖端技术的核心团队里。

    周建平真正与航天结缘，是在1977年考上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搬迁到湖南的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此前插过队，进过厂。

    1992年，作为国防科大年轻的教授，他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方案论证，历时半年，最终形成了《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99年调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任工程总体室主任。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站到前浪上。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之路，正是铺就在这样一代代人才的肩膀上。

    作为总设计师，周建平有两大任务，负责总体技术方案，并与各方协调。中国载人航天由航天员、空间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系统和着陆场等7大系统组成，涉及全国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和十几万工作人员。

    “我们在任务准备过程中，表扬人的时候很少，拍桌子的事倒是常有。”周建平笑言，绝大多数时候，各方都能形成共识，极少数时候，因一个目标有不同方案可以达成，有不同意见，就需要负责人来决断了，决断要综合考虑，如可靠性高、耗费低等因素，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对国家负责，对航天员负责。”他笑着说，拍桌子不会伤害感情，因为大家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竭尽全力。

    对于即将升腾的“神七”，周建平给出的定位是，“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的首次重要飞行，对进一步推动载人航天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自己的载人航天事业，也是为人类探索太空的亘古梦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周建平说。

    然而，看着这一事业16年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不会夸大任何一个脚印的“尺寸”，更不会因沉醉而止步。“后面的路还很长”，这次要掌握出舱技术，以后还要一步步掌握交会对接、长期自主飞行、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永久性空间站等更先进技术。

    也正因为这样，周建平提醒，与美、俄相比，我国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仍处于掌握基本技术的过程中，他们则已应用较长时间了。”(《瞭望》新闻周刊 林慧 汤耀国)(新华网)